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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中蘇關系高層論壇暨蘇丹問題學術研討會”在揚州大學舉行
發布日期:2019-01-04瀏覽次數:字號:[ ]

     2018年12月29日,揚州大學蘇丹研究中心舉辦了首屆“中蘇關系高層論壇暨蘇丹問題學術研討會”。來自中國非洲史研究會、中國亞非學會、中國中東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華東政法大學、浙江師范大學、西北大學、云南大學、西北政法大學、陜西師范大學、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揚州大學等國內外高校和國內涉非、涉蘇企業及其它機構的代表們,就蘇丹當前局勢、蘇丹國別研究以及更為廣泛的區域與國別研究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包括2名蘇丹籍學者在內的31位代表發表了主旨或主題演講。澎湃新聞、江蘇揚子晚報等媒體關注并報道了這次研討會。

(詳見:http://news.sina.com.cn/o/2018-12-29/doc-ihqfskcn2421480.shtm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95644

    非洲史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李安山,中國前駐厄立特里亞和盧旺達大使、中國非洲史研究會副會長舒展,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所長劉中民教授,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所長韓志斌教授,中國亞非學會秘書長、《西亞非洲》編輯部副主任詹世明,中國非洲問題研究會執行秘書長、南京大學非洲研究所所長張振克教授,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盧凌宇教授,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王猛教授,連云港非洲藝博館館長、新絲路藝術館館長王少波等外交官和中東、非洲研究學者參加了本次論壇和研討會,與會嘉賓還有揚州大學人文社科處處長秦興方、國際交流合作處處長秦旭、海外教育學院院長郭麗等。

    揚州大學副校長、蘇丹研究中心主任俞洪亮教授和揚州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蘇丹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王金銓教授先后主持了“中蘇關系高層論壇”,蘇丹研究中心特聘學術顧問姜恒昆及舒展、王猛和詹世明分別主持了“蘇丹問題學術研討會”四個議題的發言和討論,韓志斌和劉中民為研討會做了大會總結。

(一)上半段:開幕式、中蘇關系高層論壇

    揚州大學副校長、蘇丹研究中心主任俞洪亮教授在開幕式歡迎辭中介紹了揚州大學的蘇丹研究歷程和發展規劃。從20世紀70年代起,揚州大學便開始開展對非教育科研援助。2010年,揚州大學成為教育部“中非高校20+20合作計劃”合作單位。2012年,以外國語學院為依托的“蘇丹研究中心”成立。2017年,中心獲批教育部國別和區域研究中心(備案)。2018年,中心引進全職研究人員4名,與外國語學院阿拉伯語系、法語系、英語系以及學校其他院系研究人員組成核心研究團隊。中心目前擁有專職研究人員17名,其中蘇丹籍研究人員2名,是目前國內唯一的實體性蘇丹研究機構。

    蘇丹研究中心依托外國語學院的多語種外語優勢和來自國別與區域研究、國際關系研究領域的新鮮血液,努力培養符合新時代需要的“區域通”、“國別通”、“領域通”。在人才培養方面,中心以外國語學院阿拉伯語、英語、法語等本科專業為基礎,以相關學科的碩士和博士點為支撐,以中蘇高校和科研機構聯合培養高層次人才為手段,形成了本碩博三層次連續的人才培養體系。自2019年起,中心開始招收區域與國別研究方向的碩士研究生。

    俞洪亮副校長表示,蘇丹研究中心的建設目標,是以蘇丹研究為基礎,逐步拓展至對北非乃至中東的研究。蘇丹研究中心將依托揚州大學深厚的文科底蘊和學科的綜合優勢,致力于成為科學和人文交融的人文社會學科新平臺,致力于打造集學術研究、人才培養、社會服務、國際交流為一體的研究機構。要實現這些目標,需要與會專家、學者及各屆人士奉獻真知灼見并一如既往地給予大力支持。

    俞洪亮副校長表示,蘇丹研究中心的發展凝聚著揚州大學外國語學院連續幾任領導的努力,他們有想法,有思路。此外,中心的發展還得到了學校領導和人文社科處、國際交流合作處、海外教育學院等相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以及中國非洲史研究會、中國亞非學會、中國中東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和國內兄弟院校眾多專家和學者的關系和支持。


    在開幕式之后的“中蘇關系高層論壇”上,李安山、舒展、劉中民、韓志斌、詹世明等國內著名外交官和學者,先后就蘇丹民族研究、東非之角局勢、中東區域與國別研究、中東部落研究以及我國區域與國別研究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等問題做了主旨發言。

1. 蘇丹民族問題與中國的非洲民族研究現狀:分析與思考

    李安山(北京大學教授、中國非洲史研究會會長)

    著名非洲問題專家李安山教授發表了題為“蘇丹民族問題與中國的非洲民族研究現狀:分析與思考”的演講,他指出蘇丹民族問題是一個現實的問題,但國內的相關研究嚴重缺乏,甚至在中國外交部對于蘇丹基本國情的介紹中,也只談到人口構成而未涉及民族構成。李安山教授在簡要介紹蘇丹民族構成及民族問題的由來與演變的基礎上,從更為廣泛的意義上揭示了各種民族問題背后的思想認識根源,即東西方都普遍存在的“我族中心主義”。

    李安山教授提出了非洲民族研究在中國缺失的原因。一方面,人類學與民族學的起源與殖民主義密切相關;另一方面,西方國家非洲民族研究蓬勃發展與研究者個人的稟賦尤其是社會的客觀需要密不可分。殖民主義盛行的19世紀正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現代體制成型的世紀,主要得益于古代理性的探討精神和17-18世紀科學理想傳播的社會環境,以及19世紀出現的實證科學、博愛精神和進化觀點為社會科學的形成提供的思想基礎。然而,新學科產生的一個重要條件是殖民主義的擴張和現實政治的需要。

    李安山教授還概括了中國學者對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的新貢獻。中國著名學者費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境界和李亦園先生倡導的“三層次均衡和諧”(自然系統與“天”、個人系統與人、人際關系與社會)觀念,是他們在人類學更高層次上的理論升華,其學術活動從某種意義上賦予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以新生命。就非洲民族研究對于締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性而言,李安山教授指出人類文化是豐富多彩的;非洲民族的文化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非洲民族研究是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客觀需要和必經之路;但值得警惕的是,人類在改造自然的同時也在破壞自然,傷害那些世世代代與自然融為一體的民族;而非洲作為人類的最后一塊綠洲,其民族的生存狀況與發展緊密相連。

2. 東非之角形勢

    舒展(中國前駐厄立特里亞和盧旺達大使、中國非洲史研究會副會長)

    舒展大使發表了題為“東非之角形勢”的主旨報告,并重點解釋了該地區近年來尤其是近期的重大局勢變化:也門戰爭、媾和及紅海港口之爭。舒展大使認為,過去幾年非洲之角成為中東諸國爭奪勢力范圍的戰場,不同的集團為了自身利益與非洲之角諸國接觸交往。對于這些非洲之角的國家來說,問題在于他們能否用好這些關系。一些國家確實抓住機遇為各自的港口建設爭取到了巨額投資,但他們的弱勢地位又意味著不得不選邊站隊。

    舒展大使還認為,由于也門戰爭以及海灣國家內部競爭加劇,深刻的地緣政治變化正在重新喚起中東國家對非洲之角的興趣。阿拉伯軸心(由沙特和阿聯酋牽頭,包括埃及和巴林)、伊朗軸心、卡塔爾—土耳其軸心三個主要區域集團都在爭奪對非洲之角的影響,美、日等域外大國也正在加強在非洲之角的存在。地區強國和世界大國都在非洲之角爭相建立海軍基地。不過,非洲國家也積極把握時機爭取自身利益,蘇丹、厄立特里亞、埃塞俄比亞、索馬里(包括其中的索馬里蘭和邦特蘭)都不例外。中東強國在非洲之角玩傳統地緣政治游戲和安全游戲,削弱或取代非洲來之不易的和平與安全體系,并危及當地脆弱的穩定趨勢。沿岸國家、地區國家和國際勢力對紅海港口的競爭,將決定此間的政治聯盟及敵友關系,導致非洲之角可能出現更大的不確定性。

    在區域與國別研究方面,舒展大使認為,相對而言,英法重視國別研究,而美國則重視區域研究。舒展大使認為,國別研究固然重要,但區域研究也很重要,盡管在事態的發展變化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國家內部的因素,但外因也起著重要作用,因此從事國別研究需要重視對于更為廣泛的區域的研究,揚州大學蘇丹研究中心應當致力于培養蘇丹研究方面的通才和專才。

3. 關于加強中東區域與國別研究的幾點思考

    劉中民(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所長、《阿拉伯世界研究》主編、中國中東學會副會長、中國亞非學會副會長) 

    劉中民教授做了題為“關于加強中東區域與國別研究的幾點思考”的演講。劉中民教授提出,就中東問題的理論研究而言,需要運用政治學、國際關系學、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民族學、宗教學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對中東政治、經濟、安全、民族、宗教等領域的問題進行研究。主要創新方式包括用中東的案例構建理論,或者用已有的社會科學理論較好地解釋中東問題。在中東的國別研究方面,需要對中東國家尤其是地區支點國家以及中小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安全等問題進行研究。目前對中東國家的政治體制、政黨政治、政治思潮和意識形態、外交決策機制和國家安全機制、對中小國家的綜合研究、社會問題、發展問題、法律等問題的研究還相對不足。

    劉中民教授認為,中東國際關系的研究主要包括中東地區格局、中東區域與次區域組織、傳統與新興熱點問題、中東國家對外關系、國際體系轉型與中東、大國中東外交、國際組織與中東等議題。目前研究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在核心概念、研究議題、研究方法、話語體系方面缺乏與主流國際關系研究的有效對接,以及過于關注熱點問題的動態研究,缺乏對一些中長期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的研究。關于中國與中東關系研究,主要議題有中國與中東關系史、中國與中東熱點問題、中國的中東戰略、中國與中東國家的雙邊關系、“一帶一路”建設與中東等。在這一方面存在的較大問題包括學理性研究不足、問題意識不強、政策研究和戰略研究相對缺乏、學術研究滯后于外交實踐等問題,尤其是未能充分體現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國際戰略、外交理論與實踐創新的最新成果,未能充分反映中國中東外交的最新發展。

    最后,劉中民教授認為,從事蘇丹國別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因為蘇丹在非洲、阿拉伯世界的分量、體量、影響力都不小,但我們迄今對蘇丹的全面研究很少。蘇丹研究中心要注意培育自己的特色,形成自己的學術和思想生態;既要有政策研究,也要有中長期研究,做到有理論深度和文化傳承。

 4. 中東部落的類型與影響

    韓志斌(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所長)

    韓志斌教授做了題為“中東部落的類型與影響”的主旨演講。在研究阿拉伯社會主義國家治理實踐的過程中,韓志斌教授發現部落是國內外大多數學者都有所提及但語焉不詳的難題,但部落問題是推動阿拉伯變局產生、發展與高潮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的利比亞亂局是部落武裝混戰的結果,也門的胡塞武裝也是從部落起義發展起來的,“伊斯蘭國”也與部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韓志斌教授提出,與一般認為的“部落”是野蠻的氏族社會組織不同,部落在中東只是家族的擴大的形式,它不僅是普遍的社會組織,而且是社會地位和榮譽的來源。

    韓志斌教授將中東的部落社會分為等級制部落社會和平等性部落社會兩大類型。在以波斯、突厥蒙古人為主的等級制部落社會中,部落的起源往往追溯到往圣前賢、譜系關系相對松散,部落的聯合是政治性的,形成了金字塔形的社會組織結構;部落首領是絕對的統治者,具有世襲權;部落內部秩序井然,矛盾較少,容易形成強大的部落聯盟,通過征服建立帝國。在以阿拉伯人為主的平等性部落社會中,部落構建了完整的譜系結構,整個部落社會有同一始祖,血緣譜系關系成為整個社會的基礎;部落之間普遍存在平等的經濟關系,部落成員追求社會平等;家族首領對家族成員具有絕對支配權力,但是部落首領的權力有限,其職責主要是調解部落內部矛盾;部落社會缺乏公共權威;部落的凝聚力局限在宗族關系層面,超出了這個界限凝聚力就急劇下降;部落社會遇到外部威脅時會進行短暫的合作。正因為平等性,此類部落社會很少形成大的帝國。

    韓志斌教授的結論是,部落社會不是孤立的,存在著與所在國家的互動關系,而且部落社會本身是文明社會的一部分。他認為,如何應對部落問題的挑戰是中東局勢走向的關鍵因素,伊朗國家治理成功的關鍵因素在于,等級化的部落社會和集權化的政權具有一致性;平等性部落社會具有自治傳統,與集權化國家存在結構性矛盾,這些國家的集權政權往往以倒臺告終。

5. 從智庫研究的角度看非洲國別研究的緊迫性

    詹世明(中國亞非學會秘書長、《西亞非洲》編輯部副主任)

    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員詹世明發表了題為“從智庫研究的角度看非洲國別研究的緊迫性”的演講,并著重分析中國非洲研究現狀和存在的主要問題。他認為,就國內非洲研究現狀而言,近年來國內非洲研究機構的發展有目共睹,中非關系的迅速發展、國家和社會對非洲的持續關注使得非洲研究的條件大為改善。據不完全統計,國內以“非洲研究”或者非洲某區域國別研究為名的機構達到30余家。但是,智庫研究和學術研究既有相同之處,也有顯著的差別。沒有雄厚的學術研究積淀作為基礎,智庫研究也就無法很好地發揮其咨政和啟智功能。

    詹世明副主任認為,當前我國加強非洲國別問題智庫研究的緊迫性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國內非洲智庫研究的水平亟需提高。中國的非洲研究智庫中專事非洲區域或者國別研究的少,且普遍存在專職人員少,研究基礎薄弱的特點;二是中國在非利益的拓展和加深使得非洲國別研究更具緊迫性。非洲目前已有一萬多家中資企業,各類人員一百多萬,投資和工程承包遍及非洲每個角落。西非小國塞拉利昂一個機場項目出現的反復,甚至成為西方國家詆毀中國對非政策和“一帶一路”倡議的“證據”,可見加強對非洲各個國家的研究已是迫在眉睫;三是社會需求的增長凸顯非洲國別研究的緊迫性。隨著中非關系全面發展,國內普通民眾、在非投資企業、新聞媒體等部門對非洲相關知識的需求持續增長,但與非洲有關知識的生產和積累卻遠不夠充分,非洲研究智庫還需要面對很多艱巨任務。

    詹世明副主任提出,由于國家和社會上一系列評價體系的影響,當前非洲研究學者的生存環境在得到改善的同時也面臨很多困難。一方面,智庫從各種咨詢和報送材料中獲得的即時利益大于基礎研究,使得一部分研究人員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為決策部門提供各種咨詢報告和材料上,影響了對基礎研究的投入,長期來看這不利于非洲研究整體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一些學術研究平臺(如學術期刊)因為非洲國別研究成果的影響因子較低而有意無意地提高刊發相關成果的門檻,使得這些成果被采用的幾率降低。因此,從提升非洲國別研究的整體水平著眼,一方面需要改變一些不合理的評價標準,另一方面需要從事非洲研究的學者們看準方向,保持定力。


(二)下半段:蘇丹問題學術研討會

    在下午的蘇丹問題學術研討會上,來自國內外多個著名高校、研究機構的蘇丹、中東及西亞非洲問題研究領域的專家和學者,就蘇丹國家治理、蘇丹經濟、蘇丹與外部世界、蘇丹歷史文化四個議題進行了深入研討。研討會在兩個分會場同步舉行。

第一分會場:蘇丹國家治理、蘇丹經濟

    第一分會場的討論主題為蘇丹國家治理和蘇丹經濟兩個議題。鑒于蘇丹當前局勢正在發生急劇的、顯著的和關鍵的變化,討論會聚焦熱點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議題一:蘇丹國家治理

1. 論蘇丹穆斯林兄弟會的政黨化轉型

    張璡(北京大學阿拉伯語系)

    北京大學阿拉伯語系博士生張璡發表了題為“論蘇丹穆斯林兄弟會的政黨化轉型”的演講,分析了蘇丹穆斯林兄弟會的緣起以及轉型過程。穆斯林兄弟會起源于近代埃及,旨在復興伊斯蘭教,反對殖民主義和西方文化對穆斯林社會的控制和滲透。由于其目標的宏大,該組織拒絕將自身定義為政黨或任何傳統類型的組織。蘇丹穆兄會基本上沿襲了埃及穆兄會的意識形態和組織結構,但保留了組織上的獨立性。蘇丹穆兄會的成員曾長期基本局限于學生,在政治進程中的影響力十分有限。為了擴大影響力,蘇丹穆兄會中的部分成員主張聯合其他認同其目標的社會團體,建立一個更加開放的政治組織。而另一部分成員則堅持從埃及繼承來的組織方式,反對犧牲組織的緊密性來擴大成員規模。在1964-1965年蘇丹軍政府垮臺后的過渡階段,蘇丹穆兄會乘機擴大自身影響力,排除組織內保守成員的反對,成立了成員范圍更廣泛的政治組織“伊斯蘭憲章陣線”,完成了向政黨的轉型。

2. 論蘇丹政治極化的歷史及其原因

    巴達偉(清華大學中文系)

    蘇丹喀土穆大學中文系講師、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巴達偉發表了題為“論蘇丹政治極化的歷史及其原因”的演講。巴達偉介紹和分析了蘇丹政治生活中的“極化”現象,即蘇丹在國家道路選擇、國家間關系之間存在非左即右的傾向。在蘇丹獨立前夕,蘇丹兩大傳統宗派政黨烏瑪黨和民主聯合黨就為獨立后是否與埃及合并發生激烈沖突,在造成這兩大政黨間對立的各種因素中,英國和埃及分別支持烏瑪黨和民主聯合黨是重要原因。尼邁里執政期間,蘇丹的政治極化問題尤為突出。尼邁里政府最初走社會主義道路,與蘇聯交好,禁止傳統宗派政黨的政治活動,同蘇丹共產黨結成聯盟;但1970年之后開始鎮壓共產黨,與傳統政黨和解,與蘇聯關系惡化,轉而尋求美國的支持。巴希爾執政時期,蘇丹的政治極化現象越發明顯。在20世紀90年代,蘇丹政府對內推行伊斯蘭改革,對外輸出伊斯蘭主義,同西方關系惡化,向東方看齊。21世紀以來,蘇丹政府開始采取務實主義內外政策,主動改善同西方國家的關系。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巴達偉從蘇丹本土的視角還原了上述歷史場景,從宗教、教育等角度分析了造成蘇丹政治極化的原因,并強調身份認同、道路選擇等蘇丹研究中的一些重要概念。此外,巴達偉還從教育的角度分析了蘇丹南北沖突問題,認為英國殖民時期分而治之的教育體系是蘇丹獨立后國民身份(認同)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為南蘇丹的分裂埋下了禍根。

3. 蘇丹貝賈部落的歷史演變與現實困境

    梁娟娟(西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西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歷史學博士梁娟娟發表了題為“蘇丹貝賈部落的歷史演變與現實困境”的演講。梁娟娟梳理和歸納了貝賈部落的歷史由來、職業特征、生活地域以及身份標識,指出蘇丹在土埃共管、英埃共管以及獨立之后等歷史時期,不同的統治者給貝賈部落造成土地流失、賦稅壓榨、傳統權威式微等多種消極影響;而在2006年《蘇丹東部和平協定》簽訂后,占東部地區人口半數的貝賈部落陷入新的困境當中,由此產生了潛在的分裂意識。當今貝賈部落及蘇丹東部的隱性問題是各時代的歷史痼疾積累與邊緣化政策延續的結果。

4. 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北方局與政府沖突的根源

    唐美美(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研究院)

    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研究院碩士研究生唐美美在其題為“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北方局與政府沖突的根源”的報告中指出,作為蘇丹國內最大武裝反對力量之一的“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北方局”(SPLM-N)與政府的沖突,其根源在于歷史遺留問題和《全面和平協定》的失敗。南科爾多凡州和青尼羅州土著居民的土地權利被剝奪和政治邊緣化造成的強烈不滿,是沖突的社會原因;而蘇丹南北內戰期間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北方分支和蘇丹政府的長期對抗,則是沖突的歷史根源。南蘇丹分離后,《全面和平協定》(2005年)規定的大眾磋商沒有舉行,蘇丹政府要求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北方局強制裁軍,且不承認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北方局的政治地位,這是雙方沖突的直接原因。目前,蘇丹政府和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北方局在是否先行解除武裝上存在尖銳矛盾,雙方的沖突短期內難以解決。

5. 蘇丹重鎮恩圖曼的重要地位及其當代發展思考

    馬新國(陜西師范大學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

    陜西師范大學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馬新國的演講題為“蘇丹重鎮恩圖曼的重要地位及其當代發展思考”,該報告基于我國和蘇丹近幾十年來在政治、經濟、文化、醫療等領域的合作和交流所取得的長足進步,以蘇丹恩圖曼為研究對象,從歷史地位、經貿發展、教育改革、中蘇兩國關系紐帶等方面,對恩圖曼的歷史發展脈絡及其地位進行了梳理和分析,同時指出了其在當代的發展中面臨的一些問題。馬新國認為,在“一帶一路”倡議大力推進的時代背景下,絲路沿線的城市文化的研究還有待加強。重視對這些沿線城市歷史文化素材的搜集和研究,加強對這些城市的區域文化地位的研究,細化中國對沿線國家的文化認知,有助于促進對多元文化的認識和理解,更好推動中國與對象國關系的穩健提升。

6. 喀土穆城市化發展探析

    郭曉瑩(揚州大學蘇丹研究中心)

    揚州大學蘇丹研究中心研究人員郭曉瑩博士做了題為“喀土穆城市化發展探析”的報告。郭曉瑩認為,喀土穆城市的建立可追溯至公元540年,其發展經歷了早期啟動、殖民時期緩慢發展、民族獨立后快速發展等階段??ν聊鲁鞘谢l展歸于多個因素,包括自然環境、人口和社會文化、經濟政策、發展規劃、民族沖突和移民等。同時,喀土穆城市化發展也面臨著城市鄉村化、城市病、發展不均衡等挑戰??ν聊抡畱獜闹匾暢菂^規劃建設、推進工業化戰略、發展中心城市、發展農村、發展教育等方面來應對挑戰,實現喀土穆城市化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議題二:蘇丹經濟

1. 國際能源體系轉型背景下的中蘇能源合作

    王雪婷(揚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揚州大學蘇丹研究中心研究人員、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王雪婷博士的演講題目為“國際能源體系轉型背景下的中蘇能源合作”。王雪婷指出,國際能源體系目前正在經歷轉型:新興行為體數量逐步擴大,影響力亦逐步上升;體系中的權力更加分散;行為體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更為復雜。中蘇能源合作已經走過二十多個春秋,中方幫助蘇丹建成了完整的石油工業產業鏈,成為能源合作的典范。為了應對能源體系轉型,中方應該努力促成蘇丹與南蘇丹的能源合作,積極與其他國家企業合作參與蘇丹能源勘探開發;擴大能源合作內容,嘗試合作開發天然氣資源;與中國金融機構和企業協作,解決能源項目投資的融資難題。

2. 美國制裁蘇丹問題探究

    孔令佩(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研究院)

    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研究院碩士研究生孔令佩做了題為“美國制裁蘇丹問題研究”的報告,分析了美國對蘇丹制裁的原因、制裁的階段劃分、部分制裁的解除及其原因、不完全解除制裁及其影響等多個方面內容。蘇丹自1997年以來就受到美國的經濟和貿易制裁,經歷了克林頓政府的啟動階段、布什政府的強化階段和奧巴馬政府的調整階段,社會經濟發展深受影響。為解除長達20年的制裁枷鎖,蘇丹政府不遺余力的通過加強反恐合作、參加解決南蘇丹沖突等方式,謀求與美國改善關系。美蘇兩國就解除制裁問題進行了多次磋商,并取得了積極進展,但解除制裁卻一波三折。目前,蘇丹仍被美國列入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繼續遭受美方武器禁運、取消經濟援助及其他金融限制措施,針對涉達爾富爾沖突部分人員的定向制裁措施也沒有取消。兩國關系的正?;岳^續受制于蘇丹的政治走向、美國的對蘇政策考量及美國內輿情走向等因素的影響。

3. 蘇丹經濟危機中的美國因素

    古  萍(揚州大學蘇丹研究中心)

    揚州大學蘇丹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古萍博士的演講題為“蘇丹經濟危機中的美國因素”。古萍認為,通過追溯從20世紀50年代至2017年美國宣布解除對蘇經濟制裁期間兩國關系的曲折發展歷程,發現蘇丹當前的經濟社會危機盡管是多種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但其中美國的因素不容忽視。蘇丹國家積貧積弱的發展現狀、有待驗證的應對舉措以及影響美蘇關系變動的諸多不利因素,預示著蘇丹經濟發展和國家治理的前景并不明朗。

4. 蘇丹外債問題研究

    畢瑞丹(揚州大學蘇丹研究中心)

    揚州大學蘇丹研究中心研究人員畢瑞丹做了題為“蘇丹外債問題研究”的演講。蘇丹外債問題由來已久,尼邁里時期為發展經濟大規模舉債產生了外債問題,蘇丹南北內戰期間大量戰爭支出進一步加劇了外債總量。在石油經濟繁榮時期,蘇丹的外債規模一度有所縮小,但南蘇丹獨立造成的財政收入銳減使得蘇丹政府不得不再次大舉外債。蘇丹外債的特點是:外債總額有增無減;外債負擔重,經濟發展對外債依賴程度高;債權主體多樣化。而影響其發展趨勢的基本問題包括:各項基礎設施建設花銷較大;產業結構單一,經濟發展不容樂觀;美國沒有完全解除對蘇丹的制裁,影響蘇丹獲得債務減免。

5. 蘇丹務實外交:目標、實踐及成效

    王  新(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研究院)

    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研究院碩士研究生王新做了題為“蘇丹務實外交:目標、實踐及成效”的報告,梳理了蘇丹近年來的務實外交,并分析了此務實外交對蘇丹經濟的作用。2011年蘇丹南方的獨立對蘇丹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打擊,蘇丹開始進行經濟轉型以扭轉經濟下滑的局面,同時通過務實外交為國內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具體表現為,積極改善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關系,廣泛發展與亞洲和歐洲國家的合作關系,積極發展與沙特等海灣國家的經濟合作,加強同鄰國經濟合作。蘇丹的務實外交政策產生了一定的積極效果,獲得海灣國家大量經濟援助,同俄羅斯、土耳其、白俄羅斯等國家經貿合作得到提升,更促成了美國在2017年解除對蘇丹的經濟制裁。

6. 蘇丹當前抗議活動及其可能走向

    姜恒昆(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研究院、揚州大學蘇丹研究中心)

    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研究院研究人員、揚州大學蘇丹研究中心特聘學術顧問姜恒昆在蘇丹問題研究方面有多年的開拓和豐富的積累。他認為,當前抗議事件的深層背景,是2011年南蘇丹獨立對蘇丹經濟的沖擊。南蘇丹分離后,蘇丹政府持續推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倡導的改革措施,以提振國民經濟并確保獲得持續的國際援助,但收效不大。近兩年,蘇丹政府的財政收入持續減少,通貨膨脹率快速上升,貨幣不斷貶值,物價飛漲,燃油和食品嚴重短缺,生活成本普遍上升。2018年12月中旬以來,民眾因經濟危機積聚的不滿導致多個城市爆發抗議,且示威活動的規模和激烈程度不斷上升。

    姜恒昆認為,導致民眾抗議的直接原因,是蘇丹經濟持續低迷造成的生活成本提高。此外,部分反對黨和民眾對巴希爾總統長期執政的不滿、蘇丹的“街頭政治”傳統、全球性民眾抗議潮流、外部敵對勢力的暗中破壞等因素,也對示威活動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姜恒昆認為,蘇丹未來可能會出現更大規模的罷工,緊張局勢可能會進一步升級。當然,一些阿拉伯、伊斯蘭大國及蘇丹的鄰國,甚至深受難民之累的歐洲國家,都可能會支持巴希爾政府渡過危機。更為關鍵的是,軍隊已公開表態支持巴希爾總統。蘇丹政府能否成功化解此次危機,取決于:一、政府能否采取有效措施平抑物價,緩解民眾不滿;二、各地抗議活動會否走向聯合。


(三)下半段:蘇丹問題學術研討會

    在下午的蘇丹問題學術研討會上,來自國內外多個高校、研究機構的蘇丹、中東及西亞非洲問題研究領域的專家和學者,就蘇丹國家治理、蘇丹經濟、蘇丹與外部世界、蘇丹歷史文化四個議題進行了深入研討。研討會在兩個分會場同步舉行。這里分享的是對第二分會場研討會內容、對兩個分會場的總結性點評以及閉幕式的綜述。

第二分會場:蘇丹與外部世界、蘇丹歷史文化

    第二分會場的研討主題包括蘇丹與外部世界、蘇丹歷史與文化兩個議題,體現出了蘇丹國別研究主題的豐富多樣性。在集體研討結束之后,中蘇專家和學者就蘇丹當前局勢進行了自由的探討以及生動活潑的互動。

議題三:蘇丹與外部世界

1. 埃塞復興大壩建設及其影響

    張振克(南京大學非洲研究所所長、中國亞非學會副會長、中國非洲問題研究會執行秘書長)

    張振克教授發表了題為“ 埃塞復興大壩建設及其影響”的演講。張振克教授指出,埃塞俄比亞復興大壩是國際學術界爭論的熱點,也是埃塞俄比亞、埃及、蘇丹三國政府和民眾關注的重大工程,涉及到大壩建設對下游的影響以及尼羅河水資源再分配等國際水資源政治問題。報告對復興大壩建設的現狀和上述三國就復興大壩建設進行的溝通與合作進行了扼要的分析??傮w上看,伴隨復興大壩建設接近尾聲,國際社會對復興大壩的反對聲音趨于減緩,埃及國內對復興大壩的反對還有一定的影響,但在復興大壩建設進程中,由于三國專家與包含國際大壩環境影響專家在內的專家組積極溝通,三國政府層面的有效合作,對分享尼羅河水資源達成共識,復興大壩的爭論趨于消沉。從蘇丹方面來看,復興大壩建設對減緩大壩下游蘇丹境內大壩淤積有積極貢獻,不過大壩建成后對蘇丹和埃及潛在的環境影響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2. 非洲三十年戰爭根源探析

    柴慶友(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

    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研究生柴慶友在其題為“非洲三十年戰爭根源探析”的報告中指出,“非洲三十年戰爭”(1963-1993年)肇始于乍得內部的權力之爭,蘇丹、利比亞等國先后卷入其中,期間摻雜著民族、領土、政治、宗教等復雜因素,是非洲歷史上一場慘痛的災難。戰爭不僅加劇了民族仇恨,也使大量的武器流入民間,給區域安全與穩定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柴慶友認為,宗教與民族問題不但是沖突的直接動因,也是非洲國家獨立后所面臨的主要難題之一。在這一問題的背后,既有文明沖突的背景,也有殖民統治的遺毒?!胺侵奕陸馉帯钡臍v史再一次表明,非洲國家所面臨的困境不僅僅是經濟上的貧困落后,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發展過程中處理好民族國家構建問題。

3. 貝賈人在東非國際關系中的角色

    付海娜(揚州大學蘇丹研究中心)

    揚州大學蘇丹研究中心研究人員付海娜博士做了題為“貝賈人在東非國際關系中的角色”的發言。付海娜認為,蘇丹獨立前,貝賈人基本延續了傳統游牧生活,但殖民時期本土經濟已經被納入東非乃至地區經濟大格局中。獨立后,貝賈人的游牧空間繼續遭到擠壓,成為東非具有跨界民族特征的國際沖突樣式。21世紀,貝賈人成為東非國家謀求改善鄰國關系的杠桿。2006年《東部蘇丹和平協議(ESPA)》簽署后,貝賈人成為蘇丹政府平衡東部地區勢力的犧牲品。而當前,貝賈人期待東非國際關系轉向,以便借力扭轉被邊緣化的局勢。

4. 蘇丹與南蘇丹關系演變及前景展望

    周  軍(揚州大學蘇丹研究中心)

    揚州大學蘇丹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周軍博士發表了題為“蘇丹與南蘇丹關系演變及前景展望”的發言,指出蘇丹和南蘇丹互為最重要鄰國,兩國關系經歷了兩個階段。從2011年南蘇丹獨立至2013年底南蘇丹內戰爆發,是從沖突到緩和的階段。雙方曾因2012年初南蘇丹石油停產及隨后的哈季利季武裝沖突而尖銳對立,但在國際國內的雙重壓力下被迫重啟談判,并于2012年9月簽署一系列迄今未被落實的協議。2013年4月南蘇丹正式恢復石油生產并經蘇丹的輸油管道出口,兩國關系出現緩和。南蘇丹內戰爆發以來,是從猜疑到合作的階段。南蘇丹內戰爆發后,蘇丹是否會支持南蘇丹的反政府武裝備受關注,不過蘇丹政府總體上保持了中立,巴希爾總統促成了南蘇丹沖突各方在2018年9月達成和平協議。同樣,南蘇丹總統基爾也在2018年下半年開始推動蘇丹反政府武裝與政府和談。盡管目前兩國關系有所好轉,但邊界糾紛難以解決、石油合作不穩定、反政府武裝問題影響兩國關系正常發展。上述問題相互交織,加上兩國國內政局不穩,進一步增加了兩國關系的不確定性。

5. 中醫針灸在援蘇丹醫療中的作用

    石志宏(揚州大學蘇丹研究中心)

    揚州大學蘇丹研究中心研究人員石志宏博士發表了題為“中醫針灸在援蘇丹醫療中的作用”的演講,演講首先概述了中國援蘇丹醫療隊的整體發展情況,然后集中關注醫療隊中的中醫針灸在蘇丹民眾及上層人士中的影響力,以及其對中蘇兩國實現“民心相通”的作用,最后對中醫藥在蘇丹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所面臨的障礙進行了簡要的分析。石志宏提出了針灸在海外推廣存在的主要問題:,針灸受到受援國草根乃至最高層的普遍歡迎,但中藥被禁入,這牽涉到中藥的現代化問題,需要通過長時間的協調發展來實現突破;在民眾普遍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中醫針灸大規模推廣和發展所面臨的人才匱乏問題,其中國內針灸師的待遇普遍偏低是阻礙人才培養和吸納的主要瓶頸之一。

6. 南蘇丹難民問題的由來、發展及現狀

    趙迎節(哥本哈根大學非洲研究中心)

    丹麥哥本哈根大學非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趙迎節在題為“南蘇丹難民問題的由來、發展及現狀”的發言中指出,在蘇丹南北沖突和南蘇丹脆弱的國家治理環境下,產生了近250萬南蘇丹難民,主要分布在烏干達、蘇丹、埃塞俄比亞等鄰國,烏干達、蘇丹以及包括中國民間組織在內的國際社會,以各種形式援助南蘇丹難民。通過對不同援助形式的考察,趙迎節分析認為,中國政府應給予民間力量一定的支持,與民間力量一道,為難民更好地融入烏干達當地社區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力量。

7. 對中蘇關系的幾點思考

    安瓦爾(揚州大學蘇丹研究中心)

    揚州大學蘇丹研究中心蘇丹籍研究人員安瓦爾(Anwar Yousif Mohammad)演講題目為“對中蘇關系的幾點思考”。安瓦爾梳理了中國與蘇丹關系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開端與發展,然后描述了中國在衛生、教育和基礎設施等不同發展領域對蘇丹的援助與幫助,同時認為“一帶一路”對于蘇丹來說是一個可資利用的寶貴機會。安瓦爾總結指出,在經濟、政治、外交以及其它不同領域,中蘇關系無論在草根階層還是上層建筑層面都被認為是一個極好的關系樣本,同時有益于兩個國家;這一關系未來有望帶來更多的互惠。安瓦爾最后指出,揚州大學蘇丹研究中心的建立,通過舉行研討會、科研人員互訪、開展聯合研究等方式,可以極大促進兩國相互了解和交流。

8. 一帶一路框架下沖突之破解

    田德新(揚州大學外國語學院特聘教授、揚州大學蘇丹研究中心研究員)

    田德新教授發表了題為“‘一帶一路’框架下沖突之破解”的演講,對以美國、歐洲和印度為代表的世界主要國家和國家集團對于“一帶一路”倡議的消極回應和沖突,進行了梳理、歸類和分析并提出破解沖突的途徑。田德新認為,首先,沖突是正常的文化碰撞,有利于文化間的交流和不同文明的進步。其次,各種消極回應可梳理為經濟、安全和文化三個方面,當地、區域和全球三個層級,本質沖突和利益沖突兩大類別。沖突的本質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雖然自身不屑于該倡議當下關注的實體經濟,但是他們還是要指手畫腳。最后,中國一方面要有所作為,以“兩元互補”思維與“關系中心”立場替代西方的“兩元對立”思維與“主體中心”立場,以全新的中國文化范式來實現“一帶一路”的“一個核心”、“三個共同體”和“五通”;另一方面,還應從學科上健全傳播學所應有的人際傳播、組織傳播、跨文化傳播、危機傳播以及技術傳播等,運用我們擅長的“柔性傳播模式”實現有效的跨文化交際傳播。

議題四:蘇丹歷史文化

1. 南蘇丹國家治理的歷史考察

    王猛(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

    王猛教授發表了題為“南蘇丹國家治理的歷史考察”的演講,從外部因素回顧了南蘇丹國家治理歷程。王猛教授指出,在南蘇丹1839年以來的國家建構和治理進程中,埃及、英國和美國先后成為具有重大影響的外部因素。埃及打開了南蘇丹通往世界之門,但其以掠奪為主要訴求的征服式治理給蘇丹的南北交往留下了深刻仇恨和痛苦記憶,極大地制約了蘇丹政府對南方問題的處理,最終導致蘇丹南北分立。英國反對蘇丹國內的奴隸貿易,在南蘇丹傳播基督教,其對南蘇丹的間接統治和南北分治本質上是具體治理政策和南蘇丹復雜國情逐步磨合的結果,有可行性和局限性。美國因素是推動南蘇丹建國的重要外因,其介入受國內宗教和人權組織的強力推動,但在具體的參與過程中也顯露出了各種局限性。獨立后的南蘇丹需要汲取埃及和英國當年治理南蘇丹的經驗和教訓,有效地推動國家建構和社會治理進程。

2. 南蘇丹國家建構的困境

    盧凌宇(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盧凌宇教授在題為“南蘇丹國家建構的困境”的報告中指出,國家建設的途徑有兩個:一是增強財政汲取能力,二是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給能力。二者良性互動的結果是以稅收、監督、信息、暴力等為核心的國家機器的成長。據此可以認為,南蘇丹國家建設面臨著汲取能力和供給能力的雙重困境。一方面,南蘇丹的財政汲取能力受到如下因素的直接或間接影響:缺乏中央集權、垂直統治的政治傳統、對石油收入和外來援助的依賴,以及非資源部門經濟增長乏力。另一方面,南蘇丹的公共物品供給能力遭到族群、部族和氏族政治、腐敗和基礎設施嚴重落后等因素的削弱。汲取能力和公共物品供給能力相互削弱,形成國家建構每況愈下的惡性循環。盧凌宇認為,南蘇丹國家建構的困境歸根結底是國家合法性危機的體現。南蘇丹要走出這個困境,應該著眼于中長期的國家建構(nation-building),通過教育培養南蘇丹國家觀念,以對國家的忠誠替代對族群、部族和氏族政治的依賴。這或許也是缺乏現代國家傳統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建構的必由之路。

3. 蘇丹戰后的文化遺產政策與認同建構

    馬千里(揚州大學蘇丹研究中心)

    馬千里博士發表了題為“蘇丹戰后的文化遺產政策與認同建構”的演講,分別闡述了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國際組織、蘇丹政府、蘇丹國內的反對派和地方社區對于遺產的利用,重點剖析了南北蘇丹文化遺產政策不同的側重點及其歷史根源。馬千里認為,國際組織和蘇丹政府的文化遺產政策提倡文化多樣性,希望以此體現政府對少數族裔地位的承認,但反政府組織與一些地方社區往往將遺產用于政治化的目的,以此主張其政治權利。遺產的政治化利用成為蘇丹內戰結束以來遺產保護領域的重要特征,也是蘇丹社會不穩定的形成因素之一。

4. 16-19世紀土耳其帝國對蘇丹征服考

    顧  堅(揚州大學蘇丹研究中心)

    顧堅博士的演講題為“16-19世紀土耳其帝國對蘇丹征服考”。顧堅指出,蘇丹人的祖先本為世居尼羅河中上游兩岸的努比亞人,曾在今天蘇丹的北部地區建立璀璨的努比亞文明。演講追述了奧斯曼土耳其人對蘇丹的征服過程,分析了土耳其征服的動機,并且探究了土耳其帝國對蘇丹征服的歷史影響與意義。

5. 蘇丹音樂淺探

    李湘云(云南大學非洲研究中心)

    李湘云博士在題為“蘇丹音樂淺探”的演講中,首先簡介了瓦扎等蘇丹的一些獨具特色的樂器,然后追溯了蘇丹音樂的發展簡史,探討蘇丹音樂與蘇丹的政治、經濟發展進程的密切關系。李湘云指出,隨著外來移民的流入,蘇丹音樂具有音樂種類多樣、多種音樂融合的特點。在本環節的演講結束之后,李湘云應邀試放了蘇丹的經典音樂作品,在現場的蘇丹籍代表即興應和表演,讓與會者積累了對于蘇丹音樂的感性體驗。

6. 近年來蘇丹高等教育發展的現狀、困境與對策

    葉慧云(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研究院)

    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研究院碩士研究生葉慧云做了題為“近年來蘇丹高等教育發展的現狀、困境與對策”的報告。報告將蘇丹高等教育發展分為基礎發展階段(1970年以前)、有限擴張階段(1970-1989)和快速擴張階段(1990至今)。發布《蘇丹教育,行動評估與戰略》為蘇丹教育發展提供了政策依據,大規模新建學校、公私立學??焖侔l展等極大推動了蘇丹高等教育的發展。蘇丹高等教育改革過程中也面臨現實困境,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嚴重匱乏、人才培養不符合社會發展要求、人才流失嚴重、成果不足等。為有效解決蘇丹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蘇丹教育部門需要制定合理的教育發展規劃,立足本國的實際國情和社會形態培養人才,推行人才政策,提高學術成果水平。

7. 淺談殖民時期以人類學研究為名義毀掉的努爾人

    王少波(非洲藝博館館長)

    王少波館長做了題為“淺談殖民時期以人類學研究為名義毀掉的努爾人”的演講,通過追溯南蘇丹早期殖民人類學者的行為,展示了殖民時期非洲本土文化被傷害和被扭曲的一些事實。王少波指出,殖民時代學者們的行為并不是簡單客觀地拍攝和觀察,其實還對本土民眾的生活及文化有所干預(就像本環節總結點評人劉中民教授后來形象地指出的那樣,這些所謂的人類學家提供的其實是被“山寨”過的努爾人文化),他們在取得人類學成果的同時也給部族文化帶來了干擾和誤導。


總結性點評及閉幕式

 

    在兩個分會場的討論會結束之后,韓志斌教授和劉中民教授分別對各分會場的所有發言逐個進行了簡明扼要的點評。他們認為此次研討會既聚焦于蘇丹當前的焦點問題,又對蘇丹各個領域的問題進行了探討,體現了蘇丹國別研究主題的豐富多樣性,是對相關領域研究的一次成功的開拓,將為推動相關領域研究的深入提供了重要助力。他們祝愿蘇丹研究中心未來在這些領域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在閉幕致辭中,蘇丹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王金銓教授向參加此次高層論壇和研討會的所有嘉賓和與會者表示衷心的感謝,期待他們為蘇丹問題研究以及蘇丹研究中心的發展提出更多的寶貴意見,期待在國別和區域研究領域與各界專家有更多的交流與互動,將蘇丹問題研究推向一個更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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